第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赞成现代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基本立场，因为就其实质而言，新儒家的思想主张仍然没有摆脱"中体西用"的格局，尽管他们对"体"、"用"的理解和规定已与当年的洋务派相去甚远。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梁漱溟主张在坚持儒家人生态度的前提下承受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四十年代，贺麟明确提出以儒家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五十年代以后，港台新儒家又提出"返本开新"的思想纲领，"本"即儒家内圣修己之学，是为体"新"是指"新外王"，亦即现代科学与民主，是为用。二者之间的体用本末关系依然没有超出中体西用的范畴。 

第二，现代新儒家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上，把儒学的基本义理看作是某种超时空的、脱离具体社会文化背景的、体现永恒天道和人性的"常理"、"常道"，把儒家的伦理精神视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把它变成超越物质的形上实体，并由此出发，把一切都归结为道德精神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这种泛道德主义的唯心史观，自然是马克思主义者所绝对不能接受的。第三，新儒家对五四精神的否定，尤其是它们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攻击，在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是绝对不能调和、不能忽视的。 鉴于这种判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认为，对现代新儒家进行研究的目的不是简单地把新儒家作为"反面教材"，作为批判对象，而是要在批判现代新儒家某些错误的理论观点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他们在维护和发扬中国民族文化传统、谋求中国文化现代化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认真吸收他们所取得的理论思维成果，总结经验教训。他们认为现代新儒家至少在这样几个方面是值得肯定和有益于中国大陆学术的健康成长与发展的:首先，现代新儒家在中国文化遭到空前危机的情况下，反对全盘西化论者的民族虚无主义，强调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和民族文化自身发展的连续性，这是值得肯定的。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新儒家学者弘扬民族文化，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增强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应该说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五十年代以后，港台新儒家对于传统文化的整理、研究、弘扬和表彰，对于纠正某些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文化的无知与偏见，增强港台和海外华人的民族认同感，也不无积极的影响和作用。只是在对于传统文化资源价值意义的分疏，认同于传统文化的角度、方面和层次等方面，双方仍有相当的距离和实质性的差异。 其次，现代新儒家在哲学上认同于儒家的人文主义，对中国哲学的特质和现代意义作了较多的研究和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儒家的这些探讨是有意义的，也正是大陆学术界几十年来所忽视的。大陆学术界几十年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中国哲学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但由于各种原因的影响，这种探讨大都失之于简单和片面。例如心性之学确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哲学的特点，特别是对于理解和把握儒家思孟、陆王一素的思想学说很重要，然而在大陆学术界几十年来由于一直将心性之学定性为主观唯心主义，因而就没有下功夫去认真研究。而港台新儒家却在这方面下了很扎实的功夫，写出许多有分量的有影响的著作，这对大陆学术界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是有启迪和借鉴作用的。

第三，在近代以来的古今中西之争中，不同的思想文化派别都作出了自己的回答，现代新儒家虽然是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上，其回答也不是全无可取之处，他们对如何承继和创造性地转化儒家传统，如何引介西方近代的科学与民主，如何建设有浓厚的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都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提出一些值得重视的意见。例如现代新儒家强调传统道德文明，人文价值的弘扬和重建，对于克服片面发展工具理性、唯科学主义盛行所造成的人生意义的失落和危机，自有补偏救弊之动。五四以来的马克思主义、激进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三大思潮之间既有互相对立斗争的一面，也确实存在着某种互补的关系。可以说，它们都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启蒙的不可或缺的方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哲学上更多地是接受了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而对现代新儒家等文化保守主义派别的研究成果和理论建树似乎重视不够。1923年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唯物史观与科学派结成一定程度的联盟就颇能说明这一点。所以他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如何在思想文化层面上实现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的有机结合，是一个需要认真解决的课题。现代新儒家学者在融合中西、实现中国哲学现代化方面所作的探索和所取得的成果，对于中国大陆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应该说有相当重要的借鉴意义。